我國“核電重啟”以及核電設備國產化加速推進，并隨著“一路一帶”核電出口的穩步推進，將帶動核電裝備需求快速增長，核電設備市場有望達到年均600億元。根據相關規劃，到2020年核電運行裝機容量要達到5800萬千瓦。核電裝機擴容將對能源結構、環境效益產生積極影響，也給核電上下游產業鏈帶來投資機會。
繼高鐵之后，我國自主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成為國務院國資委評選出的第二張自主創新“國家名片”。
能抗飛機撞擊的雙層安全殼，只是“華龍一號”安全性能的一個縮影。中核集團新聞發言人潘建明介紹說，“以‘華龍一號’為代表的我國三代核電站，最為突出的優點就是更加安全。”
據潘建明介紹，除了“華龍一號”建設廠區可抵御相當于日本福島核事故中的地震震級，“華龍一號”的反應堆設計也“從157堆芯擴容到177堆芯”，相比國內在運核電機組，發電功率提高5%至10%，同時還降低了堆芯內的功率密度，提高了核電站的安全性。然而，核電出海真能一帆風順嗎？
核電走出去或受延遲
雖然受到國家的重視和支持，但是由于CAP1400示范工程遲遲無法開工，海外項目的競標或將受到影響。
“海外項目怎么做，肯定要看中國國內的項目進行到什么程度。”原國務院核電領導小組成員表示，“國外在等著中國開工呢。”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報告中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成效顯現，國際產能合作步伐加快，高鐵、核電等中國裝備走出去取得突破性進展。
李克強總理一直力推核電走出去。目前，國內CAP1400的競爭對手是中廣核和中核手中的、同樣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華龍一號”。不久前，英國政府正式批準中廣核集團與法國電力集團合作建設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此項目計劃使用法國電力集團研發的第三代核電技術方案EPR，雖然使用的不是“華龍一號”技術，但是“華龍一號”為自己贏得了一個機會。
而被認為中國真正實現核電技術出口的項目，原計劃就誕生在2016年，即南非和土耳其項目。“南非和土耳其在國家內部對采用CAP1400技術是有高度共識的，我們工作也比較扎實。”王炳華表示。其中土耳其項目包括兩臺AP1000機組，兩臺CAP1400機組。
不久前土耳其宣布了就和平利用核能與中國展開合作的聲明，這意味著中國在幫助土耳其建設該國第三座核電站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而中國何時開始建設CAP1400技術示范工程成為關鍵的時間點。
據公開資料，除了土耳其項目之外，南非核電項目也極有可能落入中國企業的囊中。2016年南非核電項目正式發標，在7月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評審，并計劃在省級選舉換屆前發布“預中標”公告。
中國將成核電技術主要市場
而與中國核電走出去相對應，國內的核電市場也是主要核能公司爭奪的重點。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核電運行的裝機容量要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根據中國核學會的統計，目前中國大陸在運核電機組31臺，在建機組24臺，裝機規模位居世界第三。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在建核電機組數量最多，增速最快，未來發展規模最大的國家。
與此同時，國內的核電技術也在逐漸成熟，尤其以華龍一號的進展最為吸引人。今年年初華龍國際核電技術公司成立，據了解，這家公司將整合國內華龍一號的技術，然后在國內推廣，未來可能在對外合作中使用統一的版本。
中廣核一位工程師稱，目前國內中核和中廣核的新建項目，都要求采用整合后的華龍一號技術，避免兩家技術層面的不統一，未來不排除在國外推廣一個版本的華龍一號。在國外同行看來，國內的技術創新不妨礙核電領域的合作，業界資深人士楊德滋就認為，技術方面各有所長，都可以通過合作取長補短，國外同行樂見中國企業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過程就是和國外企業合作的過程。
誠然，“核電‘走出去’是高起點建設核電強國的題中之義和必由之路。”國家核電總經理顧軍說，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與持續創新，我國目前既是在建核電規模最大的國家，也是擬建規模最大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已經由學生變成了老師。
如何讓核電“走出去”更快些？
對于核電“走出去”的路徑，業界已經達成共識：“借船出海”“拼船出海”“造船出海”。
“核電‘走出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加強頂層設計至關重要。”顧軍認為，首先要加強對核電產業的頂層設計，通過深化改革，形成能夠有效整合相關資源、在國際核電領域有競爭優勢的拳頭企業；其次，對國際核電市場開發工作加強頂層設計，深入分析國際市場形勢和具體需求，針對客戶的差異化需求，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核電出口涉及兩國法律框架、核監管、融資、產業協調、乏燃料處理等諸多復雜因素和多方面環節，國家層面應加大統籌各方資源的力度，盡早形成合力。”
“在國際市場競爭方面，俄羅斯與法國以全國一個超級核電集團爭奪市場，美國、日本的核電技術公司、核電工程公司及核電業主均有一個很好的協調機制。”中國廣核集團董事長賀禹說，“國內核電企業應該盡快建立行之有效的協調機制，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合力。”
“面對競爭強手，我們應上下同心、聯合起來‘造船出海’。”中核工業集團公司董事長孫勤說，國家應盡早搭建一個強有力的指揮平臺，根據“走出去”項目的需要，打包形成技術輸出、人才培訓、資金支持等方面的“集裝箱”“手拉箱”，著力解決政策的“碎片化”問題。
